典故 | 法与时转则治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 刘同华

　　“法与时转则治。”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、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，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，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、交往方式、生活方式不断涌现，也给民事立法提出了新课题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。

　　——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。

　　“法与时转则治”，意思是法度要保持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同步发展，社会就会治理得好。这句话，出自《韩非子·心度》，原文是：

　　“故治民无常，唯治为法。法与时转则治，法与世宜则有功。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，世知维之以刑则从。时移而治不易者乱，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。故圣人之治民也，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。”这段话的主要思想就是社会治理要跟得上发展的形势。

　　韩非，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代表人物，他融合了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和慎到的“势”，形成了法家实践理论。广为人知的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”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“世异则事异”“事异则备变”等，就是出自韩非的思想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，催生了诸子百家，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。法家，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，法家重视法度、注重实践，有鲜明的实践操作特征，并且一直以富国强兵、治世安民为旨归。法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定国安邦理论，从汉代起倡导外儒内法、儒法结合，一直到清代，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思想。

　　古代，以法度治理国家，先要做到的是有法可依。公元前356年，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就以魏国李悝的《法经》为底，制定了秦国的法律。《法经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、完整的成文法典，其思想为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宗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修订秦律，颁行全国，为车书一统、四海一家奠定了法度基础。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湖北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，看到秦律的内容。秦律为以后的汉律所继承。汉承秦制，西汉在总结秦朝兴亡得失的基础上，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相关制度。汉代《九章律》，就是萧何参考秦律，结合《法经》修订而成。

　　到了唐代，不同时期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，都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。如高祖李渊时期的《武德律》、“五十三条格”，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的《贞观律》《贞观令》《贞观格》《贞观式》，高宗李治时期的《永徽律》《永徽律疏》，玄宗李隆基时期的《开元律》《大唐六典》，宣宗李忱时期的《大中刑律统类》等。这样的修律传统，一直贯穿到清代。清朝入关后，从顺治元年开始，就根据国家统治需要制定法典，“详译明律，参以国制”，历经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，直到乾隆五年才最终完成，定名为《钦定大清律例》，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国家法典。

　　由此，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中国古代随着世变时移，在国家法典层面做出的增益和变化，很好地注解了“法与时转则治”的思想。

　　2016年，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就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起草的有关情况作说明时，引用了“法与时转则治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当时针对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，强调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，拿出新的办法和规定。

　　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，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一以贯之的。与时俱进，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格，也是我们的实践品格。我们所取得的成就，就是在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，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、日新月异的时代课题，用与时俱进的品格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推动我们的工作勇立潮头、不断向前。

　　2020年5月28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。

　　这样一部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，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，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，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，对推进我们的各项事业发展，都具有重大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