厦门五缘湾大桥风光。五缘湾大桥由五座大桥组成，五圆恰好与“五缘”谐音，故而取名五缘桥。黄嵘 摄
厦门四面环海，因有成群的白鹭栖息，故别称“鹭岛”。岛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，可溯至唐朝，但厦门的建城史则要晚至明代。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,为抵御倭寇侵犯，建成厦门城，意为“华厦之门”（厦通夏）。清乾隆《鹭江志》总论里说：“鹭岛者，泉东南岛也，以其为泉之门户，故曰门也”。从历史上看，筑城起即为海防御敌人之门，后又为郑成功“通洋裕国”之门，再后成为进出口、华侨进出之门，如今亦是开放之门。
重教兴学：朱子授业地，陈嘉庚故里
南宋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年），泉州府同安县（今属厦门市同安区）迎来了一位叫朱熹的年轻人。这位年轻人的到来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朱熹生活的时期，国家佛教、道教盛行，儒家式微，世人过度沉湎于佛老的“清净无为”，难免丧失斗志。朱熹意识到“妄佛求仙之世风，凋敝民气，耗散国力，有碍国家中兴”，于是重新求知，拜师李侗，承袭了程颢、程颐二程理学，并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，最终形成影响后世的程朱理学。
在同安县任主簿的四年里，朱熹完成了“逃禅归儒”的思想转变。他为官勤政，爱民亲民，在这里，朱熹深切体会到为官应该“务实”，而非不作为。
朱熹归自同安，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。他在同安兼管县学，即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的生员读书之学校。朱熹看到了县学应付科举的弊端，他认为，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“义理”的终极要义，把握“圣贤之余旨”，探究“学问之本原”，而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。为了践行自己的办学主旨，朱熹聘请“议论纯正”“操履坚悫”的学者到县学中任教，还亲自给县学的生员上课。朱熹重教兴学，传道育人，他修孔庙、建书院，扩收学生、增加藏书，在他的辛勤教育下，研究义理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造就出了一批可用之才。
800年后，一位吹着厦门海风长大的企业家，同样意识到文风开化对一个地方的重要性，于是几乎将其毕生所得全数用来兴办教育。漂洋过海的侨批，自1913年开始飞向他的家乡集美后，兴教办学就逐步辐射到厦门和华人聚集的海外，再也没有停下来。
他就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。陈嘉庚一生资助或创办的学校有118所，他在1919年捐助兴办厦门大学时，公开认捐金额是当年个人资产总额的两倍。创办之初的厦门大学，被国民政府称为“基金充足、成绩甚佳，各种设备，亦极完善，方之他处，有过无不及”。
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一掷千金，自己却非常节俭。走进陈嘉庚故居，里边摆放着他当年用过的写字桌、靠背椅、蚊帐、鞋帽、手杖，以及一个用缺了手柄的倒扣旧茶杯做的烛台……所有物件极其简陋朴素。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侨联主席等要职的陈嘉庚，人民政府给他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，而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，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。他说：“人生在世，不要只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，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。”
捐资助学的背后，热爱祖国、报效祖国是贯穿陈嘉庚一生的一条主线。陈嘉庚兴办实业，不是为了堆金积玉，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，而是真心为了报效桑梓、富强祖国。他说：“立志一生，所获财利，概办教育，为社会服务，虽屡遭困难，未尝一日忘怀。”即使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，资产不复如前，陈嘉庚为了抗日筹赈，仍然“常月捐，至战事终止，每月国币贰仟元”，而那时，他所经营的企业已经收盘，自己每月花费不足2元钱。
陈嘉庚曾说：“启迪民智，有助于革命，有助于救国，其理甚明。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，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，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。”这个道理，放到今天仍是一样。
刚柔并济：郑成功“情结”，林巧稚的梦想
登上鼓浪屿，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，举目望去，能看到复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挺拔刚劲、高高矗立。
在厦门，几乎人人都有“郑成功情结”，这是百姓对他表达推崇和敬仰的一种朴素方式。郑成功39岁的短暂人生里，有十多年时间留给了厦门。他以厦门为口岸大力发展海上贸易，使那段时期的厦门成为闽南最主要的港市聚落。
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，郑成功被广为传颂的，还是他收复台湾的壮举。
明朝末年，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，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。目睹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暴行，郑成功内心如焚，当即命令各港口以及有关的地区，不准去台湾贸易，使荷兰殖民者陷于被封锁的困境。面对荷兰军队的近代武器装备及部分将领的畏难情绪，郑成功坚决表示“台湾非吾亲征不可”，亲自率领三万多将士抗衡对垒9个多月，台湾最终回归祖国怀抱。
通往鼓浪屿日光岩的路上，至今还能见到一个石砌的寨门，那是郑成功当年建造的屯兵营寨。寨门右边平坦的巨石上刻着“闽海雄风”四个大字，郑成功曾在那操练水师，他站在水操台上沐着天风海涛，沉着挥舞着令旗指挥操练，心中涌动的，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。
如果说，阳刚血性是这座小岛的风骨，那么柔情雅致则是这座小岛的底色。
徜徉在鼓浪屿上，不时能听到若有若无的钢琴声。这个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、人口不足2万人的小岛，似乎自带浪漫属性。岛上有100多个音乐世家，产生了许多音乐家。著名钢琴家殷承宗、许斐平，中国第一位女声乐家、指挥家周淑安等，都是从鼓浪屿走出来的。这个小岛拥有钢琴密度居全国之冠，被称为“钢琴之岛”。
1901年，被誉为“万婴之母”的林巧稚就出生在这座小岛。
琴音和涛声滋养着她细腻博爱的灵魂。1940年，在被美国方面聘请为“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”委员后，林巧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，她说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中国的大夫，我不能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，不能离开需要救治的中国病人。”
作家冰心曾说林巧稚是一团火焰，一块磁石，从来不想到自己，把所有的技术和感情，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。的确如此，林巧稚对病人的关怀，不止在技术高超，更在于设身处地。她用对亲人的方式对待她的病人——直接用耳朵贴在病人的肚子上，为病人擦擦汗水，掖掖被角，使用听诊器时一定要把听诊器焐热了才放到病人身上。
在林巧稚的医务生涯中，拯救过的妇女不计其数，亲手接生过的婴儿更是有五万多个，许多父母给孩子起名为“念林”“怀林”“敬林”，以表达对她的敬爱和纪念。1949年，林巧稚收到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观礼邀请函，她却选择留在医院，因为她一刻也不想离开心心念念的病人：“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，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。”
林巧稚去世后，骨灰按照她的遗愿撒在鼓浪屿的大海上。她说：“我是鼓浪屿的女儿，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的大海边，那海面真辽阔，那海水真蓝，真美……”
爱国尚廉：苏颂“处事必公”，池浴德“无负天地”
厦门同安东溪西畔的孔庙，当年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，也是周围学子求学的课堂。朱熹在此任主簿时，曾增建经史阁、教思堂、苏公祠、志道斋。
苏公祠供奉着的是宋代科学家、政治家苏颂。苏颂历经五朝，处事精审、正派直道。他一生为官，从地方官一直到宰相，始终两袖清风。据《宋史·苏颂传》记载，苏颂任尚书、宰相时已然是中央大员，却“赡给常苦不足”。为了节约，他常常裁下碎纸片写字，“未尝妄费寸纸，每剪碎纸为签头，稍大者抄故事”。苏颂不仅身体力行，还在家规中训示子孙“处事必公”“为官必廉”，教育子孙“道德为先，文华次之”“国家取士，行实为先”。
苏颂博学多识，以实干事，于经史九流、百家之说，及算法、地志、山经、本草、训诂、律吕等学无所不通。他领导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“水运仪象台”，对科学技术，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公元1101年，夏至过后一日，苏颂坦然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。宋徽宗下诏辍朝二日，并派中吏临丧致哀。当吊唁的官员赶到苏颂的相第时，不禁目瞪口呆：堂堂的大宋宰相府，却是一所“仅蔽风雨”的简陋住宅。来吊唁者“见其服用俭素，皆叹息而去。”朱熹赞曰：“存小心与宋千古，识大义惟公一人。”
明代同安县嘉禾里（今厦门本岛），一株土生土长的无花果树枝叶繁茂。有一位著名清官池浴德就是这株“无花果”。
池浴德，明朝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举人，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浙江遂昌县令、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等职，所到之处以秉公行事、勤政清廉著称。虽所任职务被视为“肥缺”，他却从不苟取一文、以权谋私。
池母欣慰地说：“谚称县令为银树开花，吾子一树，乃无花果也。”
其实池浴德出任县令前，父亲池杨曾担心他自小耽于诗书，不谙世事，难以管理一县之事。池浴德答道：“尽某心力，依古道行之。”父亲大笑：“善哉！子勉之！”后来，池浴德这样告诫自己的子孙：“读书岂尽取科第？时时照管此念头，无负天地祖宗，便为天地肖子。”
在厦门云顶岩上至今可见池浴德的一首七律和诗的题刻，诗中有“数茎菊绽香初远，百仞风高石亦寒”，正如他咏叹的香菊一般。他的清廉故事也绽放于历史长河里，馥郁至今。
同样被纪念的，还有新民镇溪林村的明代中晚期监察御史林一柱。林一柱年近五十才被授官湖广道监察御史，他履职后，多次上疏，一一陈述卖官鬻爵、虚报士兵编制获取饷银而造成官场、军队名存实亡的弊端，为冤死的忠臣平反，明辨是非功过而赏罚分明。其座右铭“慎诏狱、恤民穷、容言官”，对当今为政者仍具有警醒意义。
林一柱辞世后，不仅当地百姓自发供奉，在隔海相望的台湾，同籍林姓同胞也在供奉。如今，村民们将其故居进行修复并作为宗祠，同时将其后裔保留的身着明代官服的林一柱画像修复如新，存放在故居内供人瞻仰。
春秋代序，千年已往。厦门面海而生、清风激荡，岛内东北端的五缘湾大桥巍巍矗立，见证着厦门的人文脉络。五缘湾大桥由五座大桥组成，分别为日缘桥、月缘桥、天缘桥、地缘桥、人缘桥，这五个桥的名字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寓意，如月缘桥，寓意“海上升明月”；天缘桥，寓意“天涯共此时”；人缘桥，寓意“千里共婵娟”……五个缘寄托着中华儿女企盼团圆的美好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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